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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宿松

　　日前，一篇題為“垃圾‘四兄弟’為何總是三缺一：想扔掉可回收垃圾，卻找不到對應垃圾桶”報道引發行業廣泛關注。該文指出，在某中部城市一些小區的垃圾分類投放站內，沒有設立可回收物桶，不少可回收垃圾被扔進了其他垃圾桶或廚余垃圾桶內。據調查，其他地方類似情況并不少見。一些市民反映，廚余垃圾桶、可回收物桶、其他垃圾桶和有害垃圾桶“四兄弟”中的可回收物桶存在感不強，幾乎得不到居民的“寵愛”，很多時候是作為其他垃圾桶的“備胎”。

　　找不到可回收物桶，表面上看是一個居民小區垃圾桶設置不規范、不人性化的“小問題”。但為什么偏偏是可回收物桶“刻意”缺席，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資料顯示，今年10月，北京市生活垃圾日均清運量為22409噸，統計可回收物回收量為6383噸/日。可回收物回收量在生活垃圾清運量的占比不算太小，但為何小區可回收物投放桶卻一直以來遭遇“尷尬”?

　　可回收物的回收來源廣泛、途徑復雜。比如，過去走街串巷的小販、游擊式的回收點，今天的互聯網+，很多可回收物都有自身的產業鏈，如硬紙板箱、塑料飲料瓶、廢金屬等“值錢的廢品”有人“盯著”收。經過不少拾荒者翻撿、挑選后，留在小區可回收物桶里的，只能是廢玻璃、廢泡沫箱等“不值錢”的低值可回收物，最終去向極有可能是與其他垃圾一起被填埋或焚燒。

　　在我國近年來推行的垃圾四分類體系中，大部分城市將工作重點偏向于廚余端，把廚余垃圾作為重要考核指標并給予了足夠支持。對于可回收物，很多地方處于“放手”狀態，關注度并不高。通過梳理發現，垃圾投放設施配置規范的地區，普遍要求分類生活垃圾集中投放點配備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廚余垃圾、其他垃圾四類投放桶。分散投放的居住區投放桶設置一般是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須成對配備，每個小區須至少配置一個有害垃圾桶，可回收物投放桶設置數量根據小區大小和實際需求配備。在撤桶并點的背景下，可回收物投放桶減少并不奇怪。在實際操作中，不少城市只在小區門口設置可回收物桶，居民投放非常不方便。可回收物桶設置數量少，導致市民在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之間作出區分的意愿降低，反過來又使可回收物桶更加“吃不飽”。

　　在雙碳戰略背景下，可回收物細分和回收率提高，是未來許多城市下一步垃圾分類的重點工作。今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提出加強可回收物規范管理，提升低值可回收物單獨投放比例。為打通可回收物回收梗阻、補齊短板，建設可回收物中轉站讓再生資源分揀中心功能前移，是近年來大城市一直在探索的方式。據相關報道，北京市2021年將建182座可回收物中轉站，“托底”低值物回收，截至6月可回收物中轉站已建設151座。不少城市還在從低值可回收物入手，出臺相應政策措施，比如給予必要補貼等，引導企業上門回收，促進居民家庭開展可回收物分類，做到應分盡分、應收盡收。有地方收，居民愿意賣，形成消費閉環，但并沒有完全解決方便扔的問題。筆者認為，低值可回收物往往和其他垃圾是伴生的，未來垃圾分類做得好不好、這兩者分得準不準，是重要表征。隨著垃圾分類精細化，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政策走向完善，如何讓可回收物桶不再在“四兄弟”中處于“陪站”的地位，能夠在垃圾回收體系中真正起到“神經末梢”的作用，相關制度設計還需要作出進一步探索。